民生建设上的冲突矛盾和解决办法。”

　　叶德微微点头，又看向叶枫，等叶枫继续说下去。

　　“我们更换贝元鹏并非是因为他大力发展经济的做法错误，而是他在大力发展经济时采用了不恰当的手法，并忽略了在社会稳定和民生建设，即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为当地的居民带来好处，将财富过多的集在政府和精英阶层，而不能让广大普通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有成果。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意义何在？也许有人会说。政府有钱才能更好的搞经济建设，更能为群众带来富裕安定的生活，但你从一开始搞经济建设所创造的财富就抓在了手里，没有让群众享受到，那以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就能让群众享受到？贝元鹏搞经济建设成绩显著是有功，但他忽略社会稳定，忽略民生状态，甚至让群众为经济的发展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违背了大力发展经济的本意这就是过，这种事情功过是不能相抵的，所以免去贝元鹏的职务不应看做是对他功劳的否认，而是对他所犯错误的惩罚。”

　　叶德沉吟半晌点头道：“说得在理，以前我们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谁为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说因为我们此前的国家现状，移民多，国家基础浅，所以在治理地方时都会特别注意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都会加上一个民生幸福的前提，但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也许很多官员认为国家的根基稳当了，从根基上垮掉的可能性不高了，加上此前我们提拔重视的官员多是在经济建设上有成就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一些官员想升官，搞建设，想提拔，唯发展经济的观念，特别是像贝元鹏他们这种后来提拔任命的官员可能受前辈影响更重视这个观念。”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我们以前提拔的那些官员在大力经展经济时，他们所治理的地方可很少出现社会治安不稳定，群众生活没变化的情况，我们以前的官员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们参与了缔造这个国家，他们很了解这个国家当时的情况，所以这些官员在主政地方时在发展经济时都会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稳定，民生幸福。而现在很多官员则不同，他们已经逐渐在这个天平上有所倾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甚至发展到唯经济发展数据论英雄的地步，为了这个数据的快速上升，有些官员甚至可能会绕过效率偏低的议会而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来治理地方，就像贝元鹏一样。而用行政手段取代正式法律法规正是大忌。”

　　叶枫有些忧虑的道，对于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法规治理地方的害处，叶枫远比叶德了解更多，所以从建国开始，叶枫就像叶德等人灌输这个思想，不应为了简单的权利集就忽略议会的作用。

　　的确，有时候，更为集的权利其效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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