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进行干预,十有八九会捅大娄子。
六月初四日傍晚,李邦华从石口遣人送往京师的山西最新军情,终于经过了八天的长途跋涉,送到了通政司。
崇祯皇帝得报大喜,当即招来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吏部尚书成基命,以及病情略有起色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议论封赏事宜。
而最令崇祯皇帝高兴的,还不只是官军在山西胜了流贼,而洪承畴在柳林堡内将王左挂、王自用以下十一名贼军领袖全部处决的消息。
这些贼头不死,将来仍是祸害。
除了肉体消灭,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至于杀俘杀降,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理解洪承畴的苦心,所以并不在意。
所以在召见朝中重臣,议论封赏的时候,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提议重赏,而且是对朝廷文官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赏。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贼督师李邦华为侯,封洪承畴、孙传庭为伯。
历史上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愿或者不敢出京统兵作战,除了当时官军战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无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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