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家小冲、正与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珲收到赵当世的来信,信中态度坚决,标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条件。条件之一,便是各部被允许留存的战兵数目。常国安最多,八百人;王家兄弟其次,五百人;王国宁再次,三百人。其余杨友贤、许可变、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如此一来,近万人的降兵可留在旧营为战兵者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十去其八。剩下的八千人当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考虑到后续屯田规模扩大亟需劳力以及空缺兵员补充问题,这八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以定去向,实在不堪用的才会给予遣散费。
实话说,对于整编这事,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原因一是形格势禁,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双方筹码并不对等,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不接受赵营的招降,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诸营无一不缺粮,早前只因连战连胜,有缴获为继,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一旦钱粮困顿,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没有赵营,诸营审时度势,也会暂时削减兵力。说到底,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有中坚力量在,待到丰年,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剔除杂余,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更何况他们。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八千汰兵看似多,皮毛而已,远算不上伤筋动骨。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有常国安作表率,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这件事,交给徐珲全权负责。
第二件事,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
因曹营入城,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明清衙门中职务,分官、僚、吏。官为正职,僚为副职,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称“品官”。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无品级、“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即便吏员也有考评、升迁、罢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机制、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想转吏为官,难度相当大。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一时便“朝野哗然,舆论纷纷”,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正印官”为由大肆抨击。
然而,有道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役夫”与“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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